在CDP碳信息披露里，范围3排放的计算至关重要，却也存在诸多模糊边界，给企业带来不少困扰。下面就来梳理这十大模糊边界。

上下游供应链界限模糊

供应商层级划分：在计算范围3排放时，企业难以确定对供应商层级的核算深度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，直接供应商提供零部件，而这些零部件的原材料又来自二级供应商，甚至更下游。若只核算直接供应商排放，会遗漏大量潜在碳排放；但核算多层级供应商，数据收集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。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应核算到哪一层级，不同企业做法差异大。

客户使用阶段排放界定：产品到客户手中后的使用阶段排放，是否完全计入企业范围3排放存在争议。对于一些耐用消费品，如冰箱，企业虽能估算其使用过程中的能耗及碳排放，但消费者使用习惯、使用环境不同，实际排放差异大。企业难以精准界定这部分排放与自身责任的关联程度。

数据收集难题引发边界模糊

供应商数据配合度：获取供应商碳排放数据困难重重。部分供应商因担心商业机密泄露、数据统计能力不足等原因，不愿或无法提供准确数据。某服装品牌想核算其供应链中的棉花种植环节碳排放，可棉花供应商可能未对碳排放进行统计，或者因种植方式分散，难以提供统一准确数据，导致企业在计算范围3排放时数据缺失或不准确。

数据质量参差不齐：即便获取了供应商数据，数据质量也难以保证。不同供应商采用的核算方法、统计口径不同，使得数据缺乏可比性。有的供应商按本国标准核算，有的则参考国际标准，企业在整合数据时，很难判断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，影响范围3排放计算的科学性。

特殊排放场景界定模糊

员工通勤与商务旅行排放：员工通勤和商务旅行产生的排放，是否应全部纳入范围3排放存在争议。员工通勤路线和交通方式多样，难以精确统计。对于商务旅行，不同企业差旅政策不同，出行方式选择也各异。一家跨国企业，员工在全球各地出差，如何准确统计这部分排放，以及如何在不同地区、部门间合理分摊，缺乏明确规则。

废弃物处理排放：产品废弃后的处理排放计算复杂。废弃物可能进入不同处理渠道，如填埋、焚烧、回收再利用等，每种处理方式的碳排放情况不同。而且废弃物在不同地区处理，受当地处理技术、能源结构影响，排放差异显着。企业难以全面掌握这些信息，准确计算废弃物处理环节的范围3排放。

资产租赁与外包业务排放模糊

租赁资产排放归属：企业租赁资产，如租赁办公场地、生产设备，租赁期间的碳排放归属不明确。租赁方和出租方在碳排放责任上可能存在分歧。若办公场地由物业统一供能，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应算在谁的头上，没有清晰界定，导致企业在范围3排放计算时无所适从。

外包业务排放核算：将部分业务外包后，外包商产生的碳排放如何核算也是难题。比如企业将物流配送业务外包，物流过程中的碳排放是按外包商提供的数据核算，还是企业自行估算，目前缺乏统一标准。而且外包商可能同时服务多家企业，如何合理分配碳排放数据，也存在争议。

新兴业务与新业态排放边界不明

共享经济模式排放：随着共享经济兴起，如共享单车、共享汽车、共享办公等，其排放计算边界模糊。以共享单车为例，车辆制造、运营、维护过程中的碳排放，以及用户使用过程中的能耗排放，如何在共享平台企业和用户之间划分，没有明确规则。不同企业对这部分排放的核算方法差异大，影响数据的可比性。

数字经济业务排放：数字经济业务如云计算、大数据服务等，碳排放计算复杂。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是主要排放源，但数据中心为多家企业提供服务，如何将碳排放合理分摊到各使用企业，目前缺乏统一方法。而且数字经济业务发展迅速，相关排放核算标准和方法还在不断探索中。